2026-09-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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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长安城复原图 大城市对资源的富集效应，可以说是自打人类社会普遍建立城市之后就出现的现象。就像今天的年轻人拼命涌入北京、上海，成为“京漂”“沪漂”一样，汉代也有大量各行各业的人口涌入长安、洛阳为代表的大都市，成为“长漂”“洛漂”。正如汉代思想家王充所言：“人之游也，必欲入都，都多奇观也。入都必欲见市，市多异货也。”然而，大都市固然“多奇观”“多异货”，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，但过多的人口聚集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。现代城市学的学者将大城市由于人口聚集形成的各种治安、交通、居住、环境等问题称之为“大城市病”。而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汉代，看看汉代的长安、洛阳、临淄、成都等大城市，不得不说一些现代社会大城市的“病症”，在汉代的都市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，有些症状由于时代条件的缘故，还着实“病得不轻”。 一、治安问题 城市治安是最影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幸福感的因素之一，也是最能体现一国政府基层治理能力的指标之一。而基层治理，说到底终归是要依托于一个社会基本的基层组织形式的。中国古代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逐层向外扩散、稀释而构建出的一种“熟人”社会结构。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，越靠近基层，这套结构对秩序的维护和支撑作用就越强，反之越靠近核心都市，这套结构的支撑就越弱，就越需要官方力量介入来维系社会秩序。但古代社会的官方力量亦有其极限，其维系社会秩序的效果自然会随着治理对象的规模而衰减。而都城作为一国最大的核心城市，往往也是这一矛盾最突出的地方。 汉代作为我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初创时代，官方秩序的运作体系也属草创，城市规模与治理能力的矛盾也就尤为突出。在一些基层的小城市，地方官往往依靠熟人体系就能很好的进行治理。比如任安曾在一座叫武功的小城担任亭长，这里没有什么豪家大族，当地青壮经常组织外出集体狩猎，任安就给大家分配工作，以及分割猎物，因为分配公平还很得当地百姓的信赖。转天大家再集合去狩猎的时候，任安面对集合的几百人忽然问：“某子甲何为不来乎？”说明他已经对治下的每一个人都能认识了。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如果有陌生人想在此为非作歹，是很难藏匿的。但这种治理小城市的方法，到了大都市自然无法再用。于是我们就看到汉代的长安、洛阳等核心都市，往往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治安问题。 刘邦亭长影视剧照 前面介绍汉代游侠、少年等社会群体的时候也曾提到，汉朝上承春秋战国五百年乱世，儒家文化虽然开始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，但对整个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力还达不到后世的程度。整个两汉时期，从民风上来说是还保留了一点比较粗犷的“古风”的。所以南朝人范晔在回顾两汉历史的时候就总结说：“汉承战国余烈，多豪猾之民。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，桀健者则雄张闾里。”这是导致两汉大城市治安问题的一个时代背景。 两汉京师难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，这一点从地方官的任期也能看出来。两汉的京兆尹或长安令等官职，极少有能长期、平安任职的：“郡国二千石以高弟入守，及为真，久者不过二三年，近者数月一岁，辄毁伤失名，以罪过罢。”这些人能在地方郡国主政一方，水平应该是不错的，但一旦调来长安，往往就遭遇仕途的“滑铁卢”，由此也可见都城治理难题的与众不同。其实说到治安，对于承平日久的今人来说，可能直观上就会想到打架斗殴、小偷小摸等行为。这些行为在汉代城市当然也有，但我们所说的汉代都城的治安问题，可远不止如此。 汉代朝堂影视剧照 汉代京师的盗抢案件频发，而且数额比较巨大。比如汉文帝时期，贾谊就曾经说过：“盗者剟寝户之帘，搴两庙之器，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。”即便是在著名的文景之治时期，都有盗窃者偷走了皇家宗庙里的东西，大白天还有官吏当街遭抢。这其实也是汉代大城市中恶性治安案件的一个显著特点，这种盗、凶杀等案件，不是只针对社会中下层，而是“京师劫质，不避豪贵”。所以就导致汉代都城居住的贵富人家，都很没有安全感，东汉时王符就说，当时的贵戚们“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”，家门都要专门加固。 汉代长安、洛阳等大城市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资源，也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犯罪分子：“永始、元延间，上怠于政，贵戚骄恣，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，臧匿亡命。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，杀义渠长妻子六人，往来长安中。”这些犯罪分子，很多还不是散兵游勇的偶发作案，而是有一定组织的。前文介绍游侠的时候也提到过：“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，城西萬章，翦张禁，酒赵放，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，挟养奸轨，上干王法，下乱吏治”，这些不法分子往往依托于某个大的民间势力。甚至到了东汉时期，在洛阳还发展出了专门的“暗杀组织”：“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，谓之会任之家，受人十万，谢客数千。又重馈部吏，吏与通奸，利入深重，幡党盘牙，请至贵戚宠臣，说听于上，谒行于下。是故虽严令、尹，终不能破攘断绝。”这些会任之家，收10万钱杀一人，给杀手数千，又分出相当一部分用于打点各级官员，最终自己得利也非常不少